宋朝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文治的朝代，其治国方针从一开始便确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，这也让文人有了更广阔的舞台。这个时代，宛如文人的“天堂”。然而，宋朝过度重文轻武，朝堂上频繁发生党派斗争，由此也滋生了大量“奸臣”。根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有21位被列为“奸臣”的人物，其中既有著名的高俅、秦桧、王钦若、蔡京等，也包括邢恕、曾布、章惇、安惇等。然而，许多史学者认为，这些人当中有些确实是“真奸臣”，也有一部分是由于党争和时局变化被“冤枉”的。尤其是章惇这一人物，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？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历史，重新审视他的身世与遭遇。 章惇，生于福建，年少时便与苏轼在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同榜中进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一年的状元是章惇的侄子章衡，章惇因不满自己排在侄子之后，放弃了功名。两年后，他重考并成功中榜，展现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极强的好胜心，这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。章惇与苏轼虽政见不同安全证券配资论坛，但两人之间的友谊始终深厚，尤其在面对激烈的党派斗争时，这份友谊成了他们之间最珍贵的纽带。 在宋神宗熙宁、元丰年间，变法派掌握了朝堂大权，章惇因其才能而身居高位，而苏轼却因政治斗争被贬谪。在那个动荡的时期，许多曾与苏轼有过交情的人选择与他断绝关系，但章惇却始终不离不弃。即便在“乌台诗案”风波最为激烈的时刻，章惇依然没有避嫌，反而积极向苏轼伸出援手。章惇还多次给苏轼写信，慰问并提供帮助，让苏轼在流放的日子里得到了及时的支持。苏轼深感章惇的真诚和友谊，曾在信中写道：“世间炎凉，唯有真朋友能肝胆相照。”这一点，足以证明章惇并非一个只有权谋心机的人。 然而，尽管章惇在个人关系上处理得如此真诚、公私分明，他的政治生涯却并不如人意。在宋哲宗元祐年间，变法派被清洗，苏轼升职，章惇却因政治斗争被贬至汝州。尽管他一再申请调任回杭州照顾年迈的父亲，却始终未能如愿。直到1086年，他才得以归来，但很快又被再次贬谪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章惇并没有为自己的困境寻求帮助。公私分明的他，像当年苏轼没有援助他一样，始终没有为苏轼出面营救。在这期间，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，互相劝慰，超脱功名，保持对人生的理性态度。
展开剩余62%到了宋徽宗时期，苏轼终于得以北归，而章惇再次被贬。章惇的儿子章援为父亲向苏轼求助，苏轼在收到信件时，依然充满喜悦，并在病中写下长信，表达对章惇的关心和祝福。虽然他无法实际提供帮助，但仍希望章惇保重身体。一个月后，苏轼去世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依然认同并珍惜与章惇之间的深厚友情。 章惇为人处事不仅仅关乎友谊，他同样忠于职守、秉公办事。在熙宁五年（1072年），担任荆湖北路察访使的章惇，凭借怀柔与强硬相结合的措施，成功制服了当地蛮夷安全证券配资论坛，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，最终得以进入朝廷中枢。在荆南发生叛乱时，章惇第一时间被调派，他带病赴任，在途中摔伤脚踝，却依然坚持完成任务，展现出他对职责的极致忠诚。作为三司使，章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设立会计司，细致地梳理全国的户籍、人口、租额等工作，尽职尽责，实干实用，然而，历史的正史往往是由当政者编写的，许多他的功绩被有意忽视，反倒大书特书了他在梅山的军事行为。 当宋哲宗继位后，变法派受到了清洗，保守派重新获得了权力。尽管章惇处于失势的局面，但他依然不改初衷，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，敢于与保守派据理力争。最终，章惇被挤出朝堂。但在宋哲宗亲政后，章惇重新拜相，并打起了废除司马光新法的旗帜，继续支持王安石的变法。虽然他未能改变宋朝的命运，但至少短暂地让北宋政权焕发了“回光返照”的生机。章惇的坚持不懈和无私无畏，确实在当时的动荡政局中形成了一股独特的清流。 他并非盲目地否定曾经打压过自己的政敌，反而表现出了理性的一面，客观地保留了一些有益的法令。即便面对曾经的敌人，章惇也能作出理智的评估，这一点，连宋哲宗也不禁感到惊讶。可见，章惇作为政治家的眼界和格局是十分宽广的。 在朝堂上，章惇不仅敢于直言，甚至在面对皇帝和太后时也毫不畏惧。记得一次，宋神宗下令处决一名漕运官员，而宰相上报时表示不忍心让一名士大夫死于自己的手中，章惇当即说道：“士可杀，不可辱，杀头比流放好。”这番话让宋神宗震怒，但章惇依然据理力争，最终让这件事由他和其他人决定。这样敢于直言的“奸臣”，在历史上可谓寥寥无几。 在宋哲宗去世后，虽然端王赵佶已被内定为继位人选，但章惇依然坚持提出应当按照正规的程序来选立皇帝，甚至不顾太后和朝廷的大势，坚持认为赵佶“不足以为君”。尽管他的争辩没有改变结果，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，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赵佶的政治手段和后来的治国理念，的确印证了章惇的见解。 章惇在历史上的评价，充满了戏剧性。在他死后多年，蔡京将他与苏轼一同列为“元祐奸党”，并将他抹黑为“奸臣”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宋高宗追贬章惇，并将他的子孙禁止进入仕途，而苏轼则被尊为“苏文忠公”。这场历史的反转，进一步显示出章惇在历史长河中的复杂地位。 总的来说，章惇无论是在私生活中坚持原则，还是在公事中忠诚尽责，亦或是在国事上敢于仗义执言，都与历史上“奸臣”的标签不符。可是，性格决定了命运，他既没有讨得元祐党人的欢心，也没能获得徽宗新党的认同。正因如此，他始终未能洗清“奸臣”的冤屈。在宋代的“文人相轻”氛围和历史偏见的影响下，章惇被误解和遗忘，但他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：无论身处任何职场或组织，只有具备直面问题的胆识和改变现状的智慧，才能真正实现理想抱负，而不是成为历史中孤独的“英雄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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